中国最古老的法律是什么法？中国最古老的法律是兵法。
[43] 中央政法小组的设立，是对1953年中央确定的政法口由董必武、彭真和罗瑞卿三人直接向中央负责这一分工体制的组织化，这也是1954年政法分党组被撤销以后新成立的中央归口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协调各政法机关事务根据轴心文明的传统，必须再一次从终极关怀推导出社会组织蓝图：加尔文立足于被纯化的希伯来超越视野，将应然社会视为加尔文宗主导的教会，并在日内瓦展开试验。
结语 综观西方近现代史，从17世纪到19世纪，民族国家不断壮大并最终取代了传统社会有机体，其中存在一条明显的主线：现代民族国家首先出现在信加尔文宗的地区。因此，民族主义的第三个要素是民族自决。在宗教改革以后，加尔文宗信徒分布在世界各地，属于不同地区、讲不同语言，但当时是否存在民族认同仍是未知数。民族国家大多是在传统社会有机体瓦解以后形成的，只有原来基于某一种超越视野的终极关怀不再直接规定应然社会的时候，民族认同才能成为应然社会的正当性依据之一。实际上，我所讲的可以容纳社会不断扩张的契约社会，不是指实然的契约社会，而是指现代社会的组织蓝图，即可以将实然的契约社会整合起来的应然社会。
天主教文明虽有两种超越视野，但希伯来超越视野和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后来在阿奎那神学中互相结合，共同规定了法治封建社会这一应然社会。因为不同的契约组织间可能发生矛盾，由此产生的冲突需要法律来解决。价值多元主义秉持了对人的尊重，从这一原点出发，面对整体性法秩序的恶，一方面，处理历史不正义问题便不应当以今日的标准来评断以往的行为，也不应该以此来衡量加害者的道德责任。
具有争议且难以处理的往往是那些并非本质的、而是具有属性意义的、需要区分层次的法律，特别是当这些法律以合法性的程序和整体性法律秩序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如何辨析恶法、如何面对恶法与如何克服恶法便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课题。立法是怎样的过程呢？法治是否有可能等同于正义呢？他认为，在现实中，一方面，议会是实现民主的关键所在，只有议会才能承担起作为整个国家秩序核心的责任，因为议会是人民总体意志形成的渠道。如果把一切罪恶归于罪恶的体制，就等于放弃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及放弃了人自身的全部意义。因此，在现实中，对于民主的思考便必须由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辩论转变为规范意义上的论述——全体人民无法实行直接治理，意味着前者无法等同于参与政治者，而参与治理者也绝不等同于实际做出（政治/法律）决定者——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直接民主在现实运作中必然要过渡到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从而，代表的观念便应期而至。
因此，当我们身处恶法环境，即使用上级的命令或行为当时的法律模糊来作为规避无时不在之自然法借口，也不能否定执行法律或命令者仍有足够宽裕的裁量如何具体作为的空间存在，更不能回避个人良知的判断，毕竟，难于判断是非对错的情况并不是很多，现实中，执行命令者的个人行为更大程度上往往取决于其心中是否对人的尊严仍予以充分之尊重（例如，执行职务并不意味着必然要成为政权帮凶，正如看守柏林围墙的东德哨兵有权将枪口避开致命部位）。因此，笔者再次重申，体制之恶并不必然免除个体责任。
（二）政治控制法律：整体性法秩序沦为恶法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角度来看待整体性法秩序的话，会呈现出一副怎样的景象呢？许多人可能会用一种想当然的法治国家观念，即法律与政治必须分离甚或对立。恶法之恶，恰恰在于将此种正义性抹煞。这些价值和原则是文明社会的共同规范，法律违反这些核心价值即缺乏正当性。在凯尔森的理论中，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是与民主密切联系的，它意味着个人对于国家意志—法的规范的形成过程的积极参与（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因而，设置一种可以为个人提供机会，将自己的意志变为多数意志，从而与全体人民的总体意志趋于一致的制度，便是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而多数意志与少数意志原本就是相对的概念，这一转变的过程便需要在多数与少数之间进行妥协，尤其是可以使少数永远有机会转变为多数。
在这一过程中，要达成妥协，就要尽可能地缩小分歧，尽可能地强调共识。他认为，特定的思维模式与特定的政治处境相关。我们知道，价值领域是诸神之争的主战场，关于价值之间的冲突与妥协，贯穿于从古希腊到韦伯而及于当下的智识界。法官可以依据自己的偏好，调整法院的判决
但是一流的贡献那还差得远，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例如，以民法为代表的私法主要表现为确认权利，而刑法则主要表现为确定义务，这是技术问题。
马斯洛将人类需求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每种需求的满足都意味着幸福。一部分是从时间的维度，请老师们谈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十八大以来我们的法治建设。
郑成良：对啊，评委要以学术声誉做背书。哲学可能不是科学，艺术也不是科学。我们重新认识法学教育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培养优秀的法治人才，法律职业人才。在这个意义上，文显是大师兄，我和成良晚一点。如果学了社科法学的知识，对理解法教义学的知识没有什么作用，那它就是没有意义的。社会自己管理，个人自我管理。
我曾经去美国考察过，哥伦比亚、耶鲁这两所大学的法学必修课有6至7门，其他课程由学生自由选择。解放思想的最重要的成果一定会出现，这是必然。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一句话，社会主义就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一切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总的继承。所以对西方话语体系的合理内核是改造、借鉴、合理使用的问题。
按照权利本位理论的逻辑，义务来源于权利、服务于权利、从属于权利，而公权力的合理限度由义务来决定，公权力当然也应当源于权利、服务于权利、从属于权利。这可以让更多人关注这个理论，更多研究者加入其中，使这个理论得到发展和完善。
所以，第一步就是先完成我们研究对象的革命，如果还是把国家学说和法律学说放在一起，第一这是前苏联的东西，第二法始终依附于国家，不会有独立性。董仲舒是经学大家，他可以解释法，但他是否是社会科学的大家？所以，社科法学如果如同他们解释的那样，那么在中国汉代就存在了。二是西方法治话语体系的特色不能盲目地吸收和借鉴。这句话再往前延伸一下，实际上就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大平台上来。
后来雨衡——我们的编辑部主任，她说：三剑客不是你的同学、老师吗，能不能组一篇稿子？当时我想这个主意挺好，但是说实在的我没有信心，因为三位都非常非常繁忙。在法学院开设一门系统的课程，比如说自然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的课程，能开吗？对复合型人才的理解，不是法学课程增加点法律之外的知识就可以，那是知识面宽广的人才而不是复合型人才。
我们现在说是两个一百年，到2050年的时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我们的法治或者说是中华法系的文明有可能在世界上发出灿烂的光芒。无论是英国的改良还是法国大革命，从文艺复兴到法治基本建成，都用了二、三百年的时间。
郑成良：中国法学对中国的贡献是很大的，有两大贡献：第一大贡献是脱幼。徐显明：恩格斯还用过康德那句话，任何人不能成为其他人的手段。
20世纪90年代我到台湾大学访问，一位学者送给我一本法学著作，其中写到：真不敢说本书是一本教材，姑且将之称为一本专著吧。这是我对法律的基本理解，也是我的法律观。现在评出建设一流大学，就是能进入建设一流大学的行列。所以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法治理论的定型化、成熟化和创新发展的问题。
因为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法律虚无主义在整个国家历程中的占主导地位。我们和台湾地区的法学界相比，过去我们是追赶，一段时间后人家说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
如果看看法学的有些争论，对我们的这个现实，对我们的需要，几乎没有意义。郑成良：理想的状态就是取消量化考核，现实是强化考核，从现实到理想有个过渡，以后就提倡学术贡献化，不是计算论文数。
张文显：刚才显明从宏观谈学术评价的，讲法学院、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的总体怎么看。1988年6月由我发起并参与主持了法学基本范畴学术研讨会，会议基本达成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范畴重构我国法学理论体系的共识。
